时间：2022-01-08 来源：五折网 作者：未央文史 阅读：585
1968年1月，苏联方面再次越境，出动装甲车在我国东北边境七里沁岛上，冲撞压死我边民数人，消息传开后，无数国人对苏联方面的无理行径倍感愤怒。
1968年1月，苏联方面再次越境，出动装甲车在我国东北边境七里沁岛上，冲撞压死我边民数人，消息传开后，无数国人对苏联方面的无理行径倍感愤怒。
中央政府对不断升级的中苏边界冲突制定了“克制中坚守国土”的方针，要求我边防部队“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进入1969年后，中苏关系一如既往地紧张。
1969年3月，苏军侵入离七里沁岛不远的我国珍宝岛，袭击了我国岛上巡逻的边防军战士。
图|远眺珍宝岛
其实在五年之前，也就是在1964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苏方代表已同意：
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即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分界，非通航河流以河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为依据大致划分了河中岛屿的归属（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既然苏联政府已经承认珍宝岛是中国领土，那么苏军在珍宝岛挑起事端的行为，完全是苏联意欲全面升级中苏对抗的信号。
图|珍珠岛反击战
中国边防部队在3月对苏军的入侵进行了三次反击，击退苏军捍卫了领土完整。
1969年8月，苏军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以三百人的兵力突袭我军边防巡逻队，经过激烈战斗后，由于敌我人数过于悬殊，最终边防巡逻队成员全部牺牲。
这一年，苏军在中苏边境持续增兵布阵，一百多万大军直逼中苏国界线，部署在蒙古国的苏军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部队内还装备了数十台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发射器。
8月20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受命询问美国政府，如苏联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美国将作何反应，美国高层对此进行了紧急讨论。
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即便中美处于严重对抗状态，一个与苏联交恶的中国也有利于美国对付“头号敌人”苏联，中国若被苏联的核弹打击打垮，将会是美国的巨大损失。
图|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旧照）
况且如果苏联的“核打击”成功，其震慑效果将波及整个世界，让其他国家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甚至连美国和西方阵营国家也不能幸免。
再有，如果我方采取“核报复”手段，则会加重核污染，美国在亚洲的几十万驻军都会受到严重威胁。
基于这些考虑，美国政府决定把苏联的企图通知中国政府。但是中美结怨已久，美国担心通过政府渠道转告中国未必会被相信，反而可能被认为是美国方面的阴谋。
于是美国政府安排《华盛顿明星报》发布了一条新闻：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图|核弹爆炸场景旧照
我国政府收到消息后，一方面在媒体上大力揭露苏联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对苏联施压，一方面加紧战备，积极进行防御核打击的准备。
根据备战需要，我国很多重要工业企业开始向偏僻的山区搬迁，主要生产方向也由民用转变为军工。
就这样，由于“核打击计划”被提前曝光，在边境地区屯兵百万的苏联，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克制住了对我国进行核攻击和发动全面战争的冲动。
1969年9月2日，越南领袖胡志明去世，中苏两国随后都派出代表出席葬礼。
图|1969年9月，安卧于水晶棺中的胡志明（旧照）
在此期间，我方代表始终避免与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接触。
9日下午3时，越南外交部来到我方代表驻地，转达了苏联方面的事项，即苏联方面希望在回国途中在北京停留，同时希望柯西金能与周总理见面。
李先念随即通过大使馆向中央报告，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苏联方面的提议。
9月11日，周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会谈，双方在边界问题上达成了谅解。
然而柯西金回国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却执意要对我国保持强硬态度，不同意缓和双方关系。
图|1969年9月，柯西金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交谈（旧照）
9月16日，苏联在英国的新闻代言人通过伦敦一家报纸发布消息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一时间，以核打击为先导的中苏大战再次一触即发。不过10月20日，中苏中断的边界谈判在北京重启，大战危机得以解除。
中苏双方能够在核战深渊前紧急刹车，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美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对苏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威慑；第二，我国积极备战，并拥有核力量。
这两个原因中，我国的核力量作用更为关键——毕竟早在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就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图|1964年10月16号下午3点，在新疆罗布泊地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那么，美方又采取了什么样的威慑呢？面对苏联向世界透露的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情况，美国采取了非常措施——动用之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秘密破译的密码，发布将对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及重要的军事、交通、企业等目标进行核打击的计划。
10月1日晚，柯西金当面向勃列日涅夫做了汇报：
“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
这样的情况，让勃列日涅夫大感意外，立即打电话命令苏联驻美大使核实情况。
图|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旧照）
苏联驻美大使很快就向克里姆林宫回复：
“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
勃列日涅夫没想到，在中苏对抗的关键时刻，和中国水火不容的美国居然会站在中国一边，他只能悲叹：“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作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似乎都忘记了苏联始终是美国不改的头号敌人，由此造成的战略误判，为苏联以后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图|勃列日涅夫（左一）、卡斯特罗（左二）和赫鲁晓夫（右二）
但是，美国对苏联只是在做最大限度的威慑，如果苏联真正对我国实施了核打击，美国未必会和苏联“玉石俱焚”。
尼克松在部署对苏联进行核威慑时说得很清楚：“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
苏联其实也清楚这一点，柯西金在给勃涅日涅夫汇报美国核攻击计划时，就指出对我国实施核打击的最大风险还是在于我国的反击：
“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图|柯西金出席会议（旧照）
我国在1966年10月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就是在为可能遭遇的核打击做准备。
“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美国媒体对我国核试验的评论，道出了其中的关键问题。
除了增强核反击能力，在这一形势严峻的时刻，我国还进行了人口、物资大疏散。
10月，毛主席到了武汉，林彪去了苏州，留守北京的领导人也多去了京西山区，市内只剩下周总理和黄永胜等数人。
多数老同志沿京广线安置，以备战时调用。
“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由此可见毛主席做好了战争的准备。
图|毛主席正在看书（旧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北京的大学也开始迁移，中国科技大学就是从那时“战备疏散”到安徽的，此后就留在了那里。
北京的一些普通老百姓，纷纷到外地投亲靠友，连家具回收都被压到了很低的价格。
有了充分的准备，苏联不可能凭核打击就把我国打垮，在对我国进行核打击后，苏联必定会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真正获利的只能是美国。
不过面对核战争的后果，美国也不想“火中取栗”，苏联如果一意孤行，只会带来世界性的灾难。
在中苏处在战争边缘的时候，美国看到了联中抗苏的机会。
图|尼克松与基辛格正在谈话（旧照）
早在8月初，尼克松即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找机会和我国在波兰外交人员秘密接触，传递美国想和我国改善关系的信号。
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所以一再拖延，直到中苏已经开始重新进行边界谈判后，尼克松安排给他的任务还毫无进展。
尼克松和基辛格心急火燎，生怕苏联先于美国和我国改善关系，快到12月的时候，基辛格已经忍无可忍，向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下达了最强硬的指令：“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派愿意照办的人来办。”
图|晚年的基辛格（近照）
斯托塞尔这才慌了起来，派人到我国驻波兰外交人员可能出现的地方蹲守，可是接连几天都没有看到我国外交人员出现。
正在美方外交人员一筹莫展的时候，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给美国大使馆发来信函，邀请其出席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斯托塞尔这才找到了机会。
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馆，斯托塞尔婉拒了南斯拉夫方面安排的显要位置，一直在展场门口守候我方外交人员的出现，南斯拉夫方面不知其意，陷入了迷茫。
图|波兰首都华沙的科学文化宫（旧照）
终于等到了我方外交人员出现，但来的两个人里面，美方只知道其中一个是翻译，另一个从未谋面。斯托塞尔正与下属商量要不要行动时，我方外交人员却先发现了他们。
那时中美关系处于对立面，双方外交人员也“剑拔弩张”，美方人员的举动有些鬼鬼祟祟，自然引起了我方的警觉，便提前离席而去。
斯托塞尔见状顾不得周全，急令下属先追上去叫住我方外交人员，自己取了大衣随后赶到。
我方外交人员不愿和贸然出现的美方人员过多交谈，只想尽快离开以免违反外事纪律。斯托塞尔情急之下，赶紧把信息传递了出来：
“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总统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先生，我想告诉您，总统想与你们领导人举行会谈是十分认真的，因为我们希望和你们的国家改善关系。请把这一情况向您的上级报告，我们乐于听到你们的回音。”
至此，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总算完成了任务，不仅没有丢掉职位，还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有了一席之地。
其实我国在苏联的不顾后果的挑衅中，认识到苏联才是更危险的敌人，已经有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愿望。
图|周总理和朱老总等人观看航空表演（旧照）
9月17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在呈报给周总理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就提到：
“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为“对华作战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
陈毅元帅还建议以苏美之间的对抗为契机，来恢复和美国的关系，并提出了具体操作的建议：主动提出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谈；台湾问题在更高级别的会谈中讨论；为保密会谈不在波兰提供场地举行，可以安排在中国大使馆。
就这样，中美双方在1969年，因为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开始相向而行，近十年后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的妄为使其终被世界两大力量联手对抗，从而逐渐走向了衰落，最终轰然解体。
图|苏联解体，街头充满混乱（旧照）
回顾历史，中苏之间本来有过亲如兄弟的关系，之所以会造成后来这样的局面，主要归咎于苏联一贯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和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有一定的关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成立，我党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令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刮目相看。
但这时的斯大林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中国的力量。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在毛主席借给他祝寿之机，赴莫斯科与苏联签订新中苏友好协议时，斯大林还把毛主席“晾了”好一阵。
图|1949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旧照）
最后在美国有意放弃台湾，与新中国交好的形势下，苏联才和中国完成了协议的签署。
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的表现，让斯大林以及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体会到了中国巨大的价值，苏联也开始对中国进行真诚的援助。
这一时期，莫洛托夫还首先提出了“苏联和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概念，这个概念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认可。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通常以易货贸易方式进行，斯大林对协议的履行高度重视。
据斯大林任命的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回忆，1951年时，斯大林因苏联企业对华供货拖欠，撤了十多名部长、副部长的职。
图|正在批阅文件的斯大林（旧照）
与此同时，我国也尽量帮助苏联解决困难，在苏联因外汇短缺而请求中国以外币支付一部分货款时，中国在自身严重缺乏外汇的情况下，仍旧用侨汇每年向苏联支付1亿多美元外汇。
到中苏关系接近破裂时，我国侨汇虽然非常紧缺，但也还是用黄金替代外汇向苏联支付部分货款，以便苏联可以把黄金拿到国际市场换取外汇。
在中苏交好的时候，我国给予了苏联顾问极大的信任，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被邀请出席我国政府的会议。
斯大林得知后，指示阿尔希波夫以后不要出席我国政府的会议：“这会使中国同志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
图|苏联援华专家与我方技术人员正在交谈（旧照）
斯大林在这方面还是很睿智的，在和毛主席直接打过交道后，就意识到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对我党的事务指手画脚了。
那时在中国的苏联顾问都有一个小红本证件，凭这个证件在中国任何地方都畅通无阻。
曾有鞍钢的苏联顾问在北京拿着小红本进了中南海，提出要见毛主席，结果毛主席还真就接见了他们。
有这样高的礼遇苏联顾问并没有狂妄自大，一再对我方人员声明，顾问就是助手，只能提建议，没有任何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同志。
图|毛主席出席接见活动（旧照）
这和苏联顾问在其他苏联阵营国家中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苏联是真正认识到了中苏是兄弟国家，而中国不是苏联的小弟国家。
在斯大林时期，对华援助是不包括核援助的，而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加大了对华援助的规模和深度，核援助也列入了援助项目。
这样亲密的关系，为何在短短几年就全面破裂，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要指出，中苏关系破裂和“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无关。这两件事苏联驻中国大使确实向我国提起过，毛主席对此也表达过自己的强烈反感。
但是在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双方仍然发表联合声明，向世界证明了中苏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
图|1958年7月31日，毛主席在机场迎接访问中国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旧照）
总体来说，赫鲁晓夫表现得很有诚意，也确实化解了两国之间的一些矛盾和分歧。
苏联想出一半资金投建我国的长波电台，以换取十年的共同使用权，我国还大度地没有要钱就让苏联使用，毕竟是军事同盟国，只要不涉及主权，提供点便利也是理所应当。
在笔者看来，真正造成中苏关系破裂主要有三个原因：和平共处、停止核武器技术援助和批判斯大林。
“和平共处”是指赫鲁晓夫提出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苏联遭受美国制裁，赫鲁晓夫想为苏联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转变策略也合情合理，但他却没有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好协调。
图|赫鲁晓夫与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旧照）
我国抗美援朝捍卫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也为苏联解决了大问题。因为抗美援朝，我国和美国之间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且我国和美国之间还因为台湾地区存在矛盾。
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周期爱你，苏联的和平共处只能是苏美之间的和平共处，作为中国的军事同盟国，这样的和平共处其实就意味着对中国的背叛，在这个问题上，中苏无法达成共识。
苏联对我国停止核武器技术援助，可以看做是“和平共处”的衍生问题——赫鲁晓夫为了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提出了禁止核武器生产和试验的倡议，并因此终止了对我国的核武器技术的援助。
图|核弹爆炸旧照
当然，赫鲁晓夫可能也有以此为借口阻挠我国拥有核武器的想法，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都让中苏两国的亲密关系受到严重影响。
苏共二十大上，米高扬发表了批判批评斯大林的言论，接着赫鲁晓夫又在苏联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提出了更多的批判，这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极大混乱。
我国方面向苏联指出：“斯大林不仅是你们的领袖，而且也是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意识形态的四个创建人之一，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不可否认，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许多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也是有指导意义的。那个年代，我国很多场合都挂着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画像，苏联未通知我国就批判斯大林，让我国措手不及，难免会造成思想混乱。
苏联出其不意的做法，显然是对我国极大的不尊重。
图|马、恩、列、斯与毛主席的画像
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后专程到杭州向毛主席做解释，但始终没能得到毛主席的谅解。
米高扬事后回忆道：“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整夜，没有睡觉，只有喝茶时才停顿一下。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我可以说，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未能完成中央和政治局的委托。”
苏联对其阵营的其他国家不会这么“客气”，只会强硬地要求和苏联保持一致，就像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就不得不比照斯大林做自我检查。
但苏联还是想顾及中国同志的感受，不过就算之后做了一些弥补，裂痕已经难以完全修复。
图|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在商讨事务（旧照）
这些分歧本可以求同存异，但苏联却因此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造成中苏关系的真正破裂。
如同阿尔希波夫所说，“意识形态毁了国家关系”，造成这种局面和赫鲁晓夫的鲁莽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赶走赫鲁晓夫上台的勃列日涅夫提出“主权有限论”，悍然入侵不听苏联指挥的捷克，更让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苏联提高了警惕。
此时，美国因越南战争的拖累，在苏美争霸中渐渐落于下风，苏联核弹头数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超过美国，经济差距也和美国大大缩小。
图|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旧照）
勃列日涅夫野心因此膨胀，加大了扩张步伐，对我国采取“高压行动”也是他扩张立威所需。
我国在那段时期的外交活动，充满了反修防修的意识形态色彩，苏联因此出现了战略误判，认为我方有可能对苏联进行军事攻击，进而干脆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行动。
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一桩桩越境挑衅与边境还击。
这段历史恩怨，最终以苏联的解体尘埃落定。
回顾过往，不得不由衷感叹新中国的立足之不易、发展之艰难，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新中国的“自力更生”很苦，很累，却也很值得。
正是因为新中国从建国之初就坚持独立自主，才能在1969年中苏冲突后，面对苏联百万大军持核南下的威胁，依然奋起还击，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也令苏联主动在最后一刻放弃，承认了中国的强大与凛然不可侵犯。
向为祖国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做出贡献的英雄和先驱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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